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與合作，資金始終是一個重要議題。應對氣候變化需要資金，要實現碳中和，國際能源署（IEA）匡算，到2030 年全球能源投資所需資金每年高達5 萬億美元（值得注意的是，IEA 的估算只涵蓋電網建設、充電樁等清潔能源基礎設施建設所需資金）；中國2060 年碳中和所需資金，超過百萬億人民幣。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委員潘家華在《北大金融評論》上發文指出，零碳金融之所以有著巨大的、可持續運營的市場潛力和機遇，主要緣由包括：第一，零碳技術、產品和服務，根本上不同于具有氣候災性即化石能源燃燒所排放的引發全球地表增溫而受到道義約束、政治打壓和市場清零的二氧化碳，市場可以做大、做強；第二，在碳中和目標導向下，企業和投資商的市場理性行為，只能不斷收緊最終徹底關閉化石能領域投融資渠道；第三，財政和研發投入資金，也會因碳中和目標而導流至零碳領域。從研發領域看，不僅有煤炭、石油領域的國家雙一流專門大學，即使煤炭部、石油化工部在機構改革中不復存在了，國家級的各種煤炭、石油、化工研究院依然規模龐大，研發經費可觀。

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與合作，資金始終是一個重要議題。應對氣候變化需要資金，要實現碳中和，國際能源署（IEA）匡算，到2030 年全球能源投資所需資金每年高達5 萬億美元（值得注意的是，IEA 的估算只涵蓋電網建設、充電樁等清潔能源基礎設施建設所需資金）；中國2060 年碳中和所需資金，超過百萬億人民幣。錢從何來，一直是氣候變化談判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交鋒最為激烈的領域。按照一般理解和思路，“羊毛出在羊身上”，既然氣候變化歸因在“碳”，那么，碳金融，也就是通過碳交易、碳稅、碳關稅遏制碳排放獲取氣候資金，就成為減排政策的著力點和市場的導向所在。

然而，2015 年達成的《巴黎協定》，明確規定將全球溫升幅度控制在比工業革命前不超過2°C 并力爭1.5°C 的范圍，在本世紀中葉即2050 年前后實現溫室氣體的凈零排放。這也就意味著，巴黎協定的目標是碳排放歸零，碳金融自然也就不會長久，真正有未來的，只能是“零碳”金融。實際上，從1992 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氣候公約）》達成之日起，國際社會嘗試并寄以厚望的碳金融，總體上乏善可陳，而零碳融資則成效卓著。邁向碳中和，碳金融可以有所貢獻，真正的動力源自零碳金融，也就是零碳的、與碳排放無關的投資，驅動碳排放歸零。

碳市場融資的困境

如果說1972 年聯合國環境會議所展現的南北即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關于環境與發展之爭聚焦“咎由自取”，1992 年達成、1994 年生效的《氣候公約》關于應對氣候變化的南北之爭，則是“溯源追責”，明確采納“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碳排放國家（在當時主要是發達國家）需要擔當。《氣候公約》締約方按完成和尚未完成工業化的國家分列為附件I 和非附件I 締約方。附件I 國家經濟發達、技術水平高、適應能力強、負有排放責任，而非附件I 國家資金短缺、技術薄弱，排放責任少。因而，發達國家不僅自己要減排，還要拿出資金和技術，幫助發展中國家低碳發展、適應氣候變化。

1997 年達成的《京都議定書》，就是規定附件I 國家減少排放、籌集資金幫助非附件I 國家應對氣候變化。除少量的財政資金外，通過市場籌集資金，途徑就是碳金融。《京都議定書》附件I 中的發達國家即附件B 國家的碳排放貿易、附件I 名單中的附件B 和非附件B 國家（經濟轉軌國家即前蘇聯東歐國家）之間聯合履約，以及發達國家通過清潔發展機制（CDM）在發展中國家低成本減排獲取減排額度，統稱為“京都三機制”，通過碳排放市場交易中降低減排成本、獲取資金收益。鑒于發展中國家減少氣候風險需要資金，京都議定書規定，除發達國家財政捐資外，通過市場途徑從CDM 交易中拿出一定比例建立“適應基金”。實際運行情況是，“聯合履約”基本沒有交易；只有歐盟于2005 年啟動的碳排放“限額- 貿易體系”，形成了一個高度內卷的市場，概不對外，碳價低迷，效果有限；CDM 項目開展較為活躍，但總體規模并不大，而且項目集中在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也就是非碳領域。

由于美國拒絕批準，京都議定書在8 年之后的2005 年才生效，CDM 交易有限，氣候適應基金幾乎成為無源之水。因而，2010 年聯合國氣候會議設立具有制度化色彩的“綠色氣候基金”。然而，發達國家納稅人的錢袋子捂得很緊，注資有限。2015 年達成的《巴黎協定》，沒有承納“京都三機制”條款，碳排放交易可以在國家之間自愿開展，并沒有規定全球或區域碳市場。發達國家例如美國、澳大利亞也有一些民間“自愿性”碳交易，但從屬性、規模和效果上看，并沒有形成有意義的碳市場。國家發改委于2011 年選取7 個省市開啟碳市場試點建設，市場屬性和績效不盡如人意。為落實《巴黎協定》目標，我國表示要建立并啟動全國統一碳市場。

歐盟15 年碳市場實踐，沒有拓展碳債券期貨等碳金融衍生品，國際金融機構介入CDM 試圖將CER（經核證的減排單位）金融化，也隨著京都議定書的終結而不了了之。拜登政府承諾2035 年通過可再生能源實現零碳電力、2050 年碳中和，碳排放交易也沒有作為政策選項。碳市場融資手段效果有限，原因在于碳的產品及市場屬性。碳中和意味著碳排放在2050 年前后清零或趨近于歸零。即使當前有碳排放權的額度分配、交易，但也只是暫時的、短期的，從市場預期上看，是沒有未來的。由于發達國家早于中國實現碳中和，碳交易不會形成全球市場，因而即使中國碳市場能夠運行也無從對接世界。從產品屬性看，碳排放并不必然是生產和消費的必需品。社會需要的是能源服務，而不是碳。如果有碳排放為零的能源服務，例如風、光、水（生物質能為碳中性）等可再生能源，國民經濟體系中可以去碳而不會影響社會福祉水平。而且，碳不同于常規市場交易品，它是無形的，其測定、報告和核認程序繁瑣，產權或責任劃分存在較高成本和不確定性。實際上，碳交易是人為造就的市場，碳排放額度的確定、分配、測定和核認，不僅交易成本高企，而且存在尋租空間，甚至可能成為腐敗源頭。

零碳金融的市場潛力與規模

所謂零碳金融（Zero Carbon Finance），其內涵可以界定為生產和消費過程中與碳沒有直接關系或不含碳的供應鏈各個環節產品和服務的投融資，例如零碳能源服務設施、非燃油汽車及其關聯產品、儲能設施等。此處的零碳，包括氣候中性碳，也就是源于綠色植物光合作用從大氣中所吸收固定的碳水化合物中的碳（甲烷、氮氧化合物等）及其以此為營養源的食物鏈中各種生物體生命周期的碳循環。零碳金融之所以有著巨大的、可持續運營的市場潛力和機遇，主要緣由包括：

第一，零碳技術、產品和服務，根本上不同于具有氣候災性即化石能源燃燒所排放的引發全球地表增溫而受到道義約束、政治打壓和市場清零的二氧化碳，市場可以做大、做強，資金沒有道義和市場風險，而且產業鏈條環節多，就業帶動強，常規污染物排放少，市場潛力巨大。例如太陽能光伏設備的生產，產業鏈包括上游晶體硅原料（硅礦開采、冶金級工業硅、太陽能級多晶硅材料）和硅棒/ 硅錠/ 硅片，中游的光伏電池和光伏組件，以及下游的光伏系統應用產品。當然還有后續的安裝、使用、維護等。也可能有人說，晶體硅生產能耗高有污染，但是，從太陽能光伏的生命周期看，如果生產和污染治理的能源來自于光伏電力，自然就是凈零碳。可再生能源的間歇性或不穩定似乎是其缺陷，但是，所帶動的儲能設備的研發、生產和使用，以及分布式微電網的構建和運營，顯然又會帶動就業。替代燃油汽車的純電動汽車，是去油的一場革命，市場規模并不會萎縮。新材料、物聯網等新興產業，完全可以或有助于擁抱零碳、告別氣候災性碳。這些零碳屬性的產品的資本需求，取代的是高碳屬性的投融資；太陽能光伏、新能源汽車等零碳產品的競爭力不僅比肩而且更具競爭優勢，形成市場拉動的零碳金融。

第二，在碳中和目標導向下，企業和投資商的市場理性行為，只能不斷收緊最終徹底關閉化石能領域投融資渠道。煤炭、石油、天然氣的開采、運輸、煉化，資本密集度極高。2020 年在建的連云港徐圩新區集煉油、芳烴、化工為一體的1600 萬噸煉化項目，總投資677億元，是江蘇省歷史上投資金額最大的民營制造業項目。“十三五”期間建設的大連長興島2000萬噸/ 年煉化項目，計劃投資740 億元，達產后可實現年產值2300 億元，但就業崗位不足6000 人。2020 年10 月開工建設的淮南市2 臺66 萬千瓦機組的潘集電廠，預計總投資59 億元。2021 年4 月國家能源集團11 個風電項目，裝機容量65.14 萬千瓦，招標采購中標價格17.37 億元。兩者對比，每千瓦機組成本，煤電4469.70 元，風電2666.94 元。如此大略算來，由于投資經濟運行期多在30 年以上，為了防止高碳鎖定規避投資風險，高碳化石能源領域的投資閘口現在就需要關閉。天量的投向化石能源領域的資金，往哪兒去？滿足零碳領域的資金需求，大致不會有大的缺口。

第三，財政和研發投入資金，也會因碳中和目標而導流至零碳領域。從研發領域看，不僅有煤炭、石油領域的國家雙一流專門大學，即使煤炭部、石油化工部在機構改革中不復存在了，國家級的各種煤炭、石油、化工研究院依然規模龐大，研發經費可觀。一些煤炭、電力、石油、化工領域的國有企業，也有自己的研發機構。相比較下，除了一些散布于高校、研究機構的新能源研究，幾乎沒有任何國家級的建制規模的風能研究院、太陽能光伏研究院一類的研發機構。如果化石能源生產和消費閘口逐步關閉，這些研發機構也必然轉型，各種資產、人員和經費，也將一步步，乃至于整體轉向可再生能源。如果按照國際上燃油汽車在2035 年前后退出汽車新車銷售市場，很自然的，曾幾何時大量流入燃油、燃氣發動機研發的經費，只能轉向，流入零碳的新能源汽車。國家財政對于化石能源領域的各種補貼，也會斷供，流向也會歸入零碳技術的研發、試驗和推廣。

碳中和資金需求與供給

應對氣候變化的資金需求來自于減緩和適應兩個方面。根據《巴黎協定》規定，減緩的終極目標是2050年前后碳中和，適應的目標是提升氣候韌性減少氣候風險。相對說來，碳中和的資金需求比較單一，適應的資金需求通常與發展相關，是經濟社會的整體提升，難以準確剝離資金需求數量。聯合國氣候談判的適應基金，是最難籌集的；投入，也是最難立即見效的。因而，此處的資金需求和供給，主要從宏觀層面討論碳中和問題。

美國作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在2021 年1 月拜登入主白宮后立即宣布重返《巴黎協定》，明確承諾到2035 年，通過向可再生能源過渡實現無碳發電；到2050 年，讓美國實現碳中和。為了實現美國的“35/50”碳中和目標，拜登政府計劃拿出2 萬億美元，用于基礎設施、清潔能源等重點領域的投資。中國2060 年前碳中和所需資金需求的匡算，多源自于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于2020 年10 月發布的《中國長期低碳發展戰略與轉型路徑研究》報告。該報告分析認為，中國提出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實際上就是要努力實現1.5℃目標導向下的減排路徑，需要的投資規模在127.2 萬億-174.4萬億元之間，平均每年需要資金3.1 萬億-3.6 萬億元。在新能源發電、先進儲能、綠色零碳建筑等領域新增投資需求139 萬億元，大約是能源100 萬億元，交通20 萬億元，其他10 萬億元。渣打銀行的匡算略高一些，大抵127 萬億-192 萬億元的投資，相當于平均每年投資人民幣3.2 萬億-4.8 萬億元。一些從事綠色金融的研究，估算投資規模超過200 萬億元，高碳產業還將面臨收入下降、成本上升、盈利下降，產生不良資產和擱淺資產的巨大風險。

能源領域尤其是化石能源領域的投資，不僅數額巨大，而且投資周期長，回報時間長，多在30 年乃至于50 年或更長時間，也就是說，高碳化石能源領域的投資有著明確的長時間的碳鎖定效應。因而2030年碳達峰必須納入2060 年前碳中和時間框架內考慮。這也就意味著，煤炭和石油開采、煤化工和石油煉化項目，即使產能不過剩并且還有一定的增長空間，這些領域的投資，也應該在2025 年前后甚至立即中止。我們看看能源領域的投資規模和結構，在化石能源領域的投資閘口關閉后，有多大的資金規模可以歸流零碳能源。我國投向能源工業的固定資產，主要包括煤炭開采、石油天然氣開采、石油加工及煉焦、電力熱力，以及燃氣生產與供應五大領域。2000 年，全國能源工業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只有2840 億元。占全國固定資產總投資的比例，高達10.83%。進入“十三五”，投資額度增加11 倍，每年平均投資3.2 萬億元，但占比卻降了一半，只有5% 左右。而電力熱力在能源工業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大概占2/3，也就是說，每年大約2 萬億元。如果煤炭石油天然氣新增固定資產不斷降減至忽略不計的話，能源工業固定資產投資，每年即已經超過3 萬億元，與前述報告中的能源領域平均年度資金需求規模大體相當。2020 年，我國并網發電新增裝機容量1.91 億千瓦。其中風電光伏裝機接近1.2億千瓦。如果包括大量沒有并網的光伏裝機，數據更為可觀。如此看來，零碳電力的投融資，似乎并不差錢。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表明，我國城市化率已經達到63.9%。如果包括已然同步城市公共服務的長三角、珠三角等城鄉一體區域的鄉村，我國實際城市化率應該超過2/3。2020 年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低至1.3。即使中央已經放開三孩政策，我國人口老齡化提速、人口規模總體下降已成定勢。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我國2020 年房地產開發投入資金為14.14 萬億元，其中住宅10.45 萬億元。這也就意味著，如果住宅投資1/10 投向新能源消費革命，每年就超過1 萬億元。從宏觀數據看，如果把儲電、生物質能、新能源汽車行業的投資納入，未來我國可用以零碳產業投資的規模，少則3 萬億元，多則5 萬億元以上，超過國內多家權威機構測算的碳中和資金需求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