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分析結論

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在應對氣候變化、落實低碳發展的背景下，歐盟推動建立“碳關稅”制度，已引起主要發達國家對氣候變化背景下新貿易規則的博弈。未來，這一新制度會使國際貿易體系和產業格局發生變化，對中國發展和參與國際競爭構成新的挑戰。

全球氣候變化正在成為世界關注的新熱點，包括中國、歐盟、日本等主要經濟體都提出了自己的“碳達峰”及“碳中和”目標。美國新一屆政府正在改變態度，加入到減排行列。從經濟發展角度來看，綠色發展正在成為全球共識，也是未來各國發展的一個新的主題。在這個背景下，近期以歐盟為主的國家正在抓緊制定“碳關稅”制度設計。這一制度如果實施，不僅對于全球綠色發展具有深遠影響，還會成為國際貿易的新變量，將改變全球經濟和貿易格局。

“碳關稅”的概念起源于歐盟國家，意圖是通過關稅調節推動區域內的綠色減排。

歐盟

2020年1月15日，歐盟通過了《歐洲綠色協議》，提出歐盟的碳減排目標，到2050年實現碳中和。這一綠色發展戰略提出，要在歐盟區域內實施“碳關稅”的新稅收制度。歐盟認為，這一舉措是為了激勵歐盟和非歐盟貿易行業按照《巴黎協定》的目標實現脫碳，也是為了避免因大力減緩氣候變化而導致歐盟企業面臨不公平價格競爭。

今年3月10日，歐洲議會在全體會議上投票通過了“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議案，對歐盟進口的部分商品征收碳稅，預計將從2023年起開始實行。這意味著，碳稅機制已經成為歐盟新的法律，將進入實施階段。

美、英

在美國方面，隨著拜登政府上臺，美國改變了特朗普政府對于國際氣候問題的保守態度，轉而積極參與落實《巴黎協定》。根據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布的議程，拜登政府正在考慮征收“碳邊境稅”或“邊境調節稅”，旨在提高美國認為應對氣候變化負責國家產品的進口關稅。

與此同時，英國首相約翰遜建議利用他作為七國集團主席的角色，推動成員國之間協調征收碳邊境稅。

在美國方面，隨著拜登政府上臺，美國改變了特朗普政府對于國際氣候問題的保守態度，轉而積極參與落實《巴黎協定》。根據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布的議程，拜登政府正在考慮征收“碳邊境稅”或“邊境調節稅”，旨在提高美國認為應對氣候變化負責國家產品的進口關稅。與此同時，英國首相約翰遜建議利用他作為七國集團主席的角色，推動成員國之間協調征收碳邊境稅。可見，建立“碳關稅”制度正在成為發達國家在氣候問題下新的規則博弈。

建立“碳關稅”制度的意義在于推動區域內的綠色發展和全球碳減排，但是，對于國際貿易而言，這一新體制意味著過去WTO框架下的自由貿易體系將受到沖擊。一般認為，這意味著發達國家以碳減排作為“道德高地”，試圖建立新的貿易壁壘，來提高處于“碳排放”仍在高速增長的不發達國家的生產成本，以此保護區域內的相關產業。如果發達國家利用環保技術優勢來占據不發達國家市場，將形成新的貿易不平等，這將忽略眾多不發達國家的碳排放需求和能力。

歐盟認為，“碳關稅”的四個關鍵目標是：

碳關稅

四個關鍵目標

☆ 限制碳泄漏；

☆ 防止國內產業競爭力下降；

☆ 鼓勵外國貿易伙伴和外國生產者采取與歐盟相當/等同的措施；

☆ 其收益可用于資助清潔技術創新和基礎設施現代化，或用作國際氣候融資。

該機制應涵蓋電力和能源密集型工業部門，例如水泥，鋼鐵，鋁，煉油廠，造紙，玻璃，化工和化肥等。這種新體系的建立，意味著WTO框架之下的全球貿易格局將發生變化，各國產業布局和經濟結構都會受到影響。有分析認為，如果各個國家和地區各自制定這種事實上的關稅制度，有可能會發展為全球性的新一輪貿易戰。

日本

據日本媒體報道，日本對這種情況抱有很強的危機感，在3月22日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WTO）相關會議上，提出著手展開磋商的建議，積極推動WTO展開正式討論。同時，除了尋求美國的參與之外，日本還打算發揮與碳排放較多的新興國家之間的橋梁作用，輸出對去碳化貢獻大的產品降低進口關稅的方案，包括適用于風力、燃料氨、蓄電池及太陽能等領域的幾百多個品種。

歐盟

歐盟正在以非正式方式向主要國家建議，通過世貿組織著手制定環保領域的規則，世貿組織可能成為相關討論的主戰場。目前，相關機制協調已經在OECD的基礎上展開。

有分析認為，這種多國間協商涉及到很多方面，主要集中于在不違反WTO規則（自由貿易）的基礎上進行制度設計，以及碳排放的計算、定價，以及確保數據透明等；同時，列入征收范圍的產業明細也將是各國博弈的重點。在這種廣泛的磋商和討論中，歐盟表現積極，這令人擔心其正在利用這一時機，推動全球范圍內建立有利于歐盟的制度體系。可以說，有關“碳關稅”的制度設計階段，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個國家而言，都是一個劃分未來市場格局的新挑戰。

對中國而言，“碳關稅”體系將顯著影響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其影響可能不亞于中美間的貿易戰。

根據騰訊研究院的測算，在國際貿易中，中國是“碳排放”的凈輸出國。中國2018年出口產品隱含二氧化碳排放15.3億噸，進口貨物隱含二氧化碳排放5.42億噸，對外貿易隱含二氧化碳凈出口約占全國總排放量10.5%。其中，出口歐盟隱含二氧化碳排放2.7億噸，占17.6%；從歐盟進口貨物隱含二氧化碳為0.31億噸。中國對外出口制造業產品大多處于國際產業鏈的中低端，能耗高，增加值低，是對外貿易隱含二氧化碳排放的凈輸出國。考慮到我國的能源結構，煤炭發電是我國電力結構的重要部分，因此我國的電力碳排放因子要遠遠高于歐盟的平均水平，生產的產品在碳稅上不占任何優勢。這意味著，在“碳關稅”實施之后，中國出口企業面臨的壓力將空前增加。同時，以歐盟為主的低碳產品會更具競爭優勢，從而增加對中國的出口。一進一出意味著中國的貿易格局會隨之發生變化。

當然，長期來看，這種新的機制會倒逼中國產業調整和升級，推動中國的產業結構優化。可以說，“碳關稅”機制落地意味著全球正在形成以氣候變化為主題的新國際貿易體系和產業競爭格局。無論是主動調整還是被動轉變，都意味著中國經濟發展格局轉變必將發生。

從這一點來看，安邦智庫（ANBOUND）提出的 構建氫能社會的戰略思路更具有前瞻性。面對氫能問題，安邦認為有兩條解決路徑：一條路徑是所謂氫燃料電池和電動車，這并非現在才有，但遺憾的是，有不少地方搞了十幾年的時間，始終小打小鬧，分散游擊，成效不高；另一條則是高層路線，自上而下，主打政策形成，安邦介入，抽象政策要點，猛攻關鍵國企，雖然同樣也是時間不短，但配合政策大氣候，尤其是重新再定義產業的戰略性質，現在看已然接近成功了。

總的來說，中國面臨的當務之急就是，盡快建立中國自身的“碳交易”、“碳定價”等綠色發展的制度體系，以便在國際競爭中占據一席之地。